通往故园的路

郭娟2020-11-23 15:52

(图片来源:IC Photo)

郭娟/文

伤逝

通往故园的路,通往回忆。回忆起于伤逝。

在母亲去世十四年之后,那种失去至亲的钝痛,悠远而茫然,丝丝缕缕,化成一篇长文,终于得以宣泄——《通往母亲的路》,是林贤治先生写给母亲的一封私信,是在回忆中对慈母的一次执着的寻找。母亲的身世,艰难的成长,一生辛劳,默默地付出,深挚的爱……对这一切的体察与领悟,总是在母亲去世后才蓦然有了刻骨铭心的惊觉——本该匀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母亲,更多地了解母亲的一生、了解她的内心,却成为永远的遗憾。——这是天下儿女都有的悔与痛吧?“母爱是自然的、无私的,没有边际,盲目而伟大;而子女之爱——如果存在的话——是反应的、被动的、有限的,到底是自私的。唐代诗人孟郊有诗比喻道: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!母亲把慈爱施与儿女,从来不图答报,就像太阳把光辉无言地洒落大地,而大地上的生命,获得它的恩泽却浑然不觉……”所有失去母亲的人,都可以在这样的文字中一哭,就像所有儿女在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中望见自己日渐老去的父亲。长歌当哭,《通往母亲的路》亦是林贤治写给母亲的一首挽歌。

这篇感人至深的长文,曾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。授奖词有这样的评语:“林贤治以朴素的感情和缓缓流动的文字,叙述了母亲充满酸楚的少年成长史和中年劳作史,细腻地描写了她同长辈、丈夫、儿女、乡人、陌生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关系。这种回忆式的叙述是一种理解,也是一种反诉,是作者在通往母亲内心世界和品格之路中的寻找。通过对母亲的细密回忆,他探寻到了只属于母亲一个人的世界、道德和人格。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农村妇女的故事,却折射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,令人唏嘘,引人正视历史、敬畏生命。”

关于母亲的往事,有不少是他的三姐告诉他的。三姐年长他七岁,姐弟俩也时常聊起乡村中的人与事。但关于母亲的长文,三姐却没能看到……

三姐的死,使他陷于伤感、迷乱,人处于悬空状态,几个月几乎不能做事,想远去的亲人、故家、邻居及许许多多的乡人。伤逝。幸而有写作的积习,使他得以纾解。他陆续写出一些回忆性散文,记述村中人,都是小人物,却极具个性,各有其命运,前后三代,贯穿中国南方一个小村落70年的历史。

故园,在回望中呈现它沧桑的容颜。

乡村“畸人”

三姐的人生故事却没能单独写出。不过,注定其人生走向的关键几步,在回忆母亲的长文中已经写到过了:悲情的恋爱,逃港。

三姐和柳青《创业史》中的徐改霞是同一代人。她在合作化时期小学毕业后,曾到城里寻找招工单位,碰壁而返。公社化时期,村里成立“农业中学”,三姐是其中最早的学生。一年后与一年轻老师恋爱,而老师是地主的儿子。“大跃进”下马,农业中学解散,老师的父母早已亡故,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只好远走省城谋生,一边跑工地,一边做点黑市小买卖。三姐在全国实行人口管制的情况下,竟敢离家出走,紧随恋人而去。一个年轻女子天天跑工地,碰上做临时工,暂时有个地方歇脚,否则只好在马路上走来走去,直到天亮。好在她出走前让村里一位干部朋友给了一沓盖了大队公章的便签,随机填写,才不至于进收容所。

三姐与恋人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家悄悄举行婚礼。后来广州出现“大逃港”风潮,传闻政府开关一周,内地人可以买火车票直达香港。三姐的男人先走,而三姐因病错过了机会,从此,两人相隔二十年不能相见。在此期间,三姐活成了一个烈女,斥退上门提亲的媒人,虽然她的男人音信渐杳。那时三姐在村里没户口、没口粮,只好在娘家帮弟弟带孩子,充任保姆与家庭教师。那时沿海地区偷渡逃港,集体买船,三姐铤而走险,加入其中,盼着与她的男人相聚。她拖着病腿,天天上山割草,虽然卖钱很少,但她记着“聚沙成塔”的古话,攒钱,买船。然而希望一次次破灭,不是毁于告密,就是中途受阻,还被县里的监狱关押过两次……“文革”结束,三姐向公安部门多次申请,终于在1980年获准去香港。当她到了那边,才得知男人已另有家庭。

三姐的人生可谓悲情凄怆,而宗元的人生近乎惨烈。

在贫困闭塞的乡村,很少能冒出一个骄傲的人。而宗元可能是村里仅有的一个。他独来独往,人前很少说话,与人偶有冲突,则绝不退让,但也不多纠缠,昂昂然丢下一句:“你懂什么!”就扬长而去。宗元有理由骄傲。他本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都出众,老婆也精明能干,菜园、鸡场、养猪生仔卖钱,夫妻俩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,四个儿女一个个送到镇上念书。村里人羡慕嫉妒,说,宗元佩服的人只有两个:一个是他自己,一个是他老婆。

在宗元的骄傲人生中,年轻时一度成为“公家人”——土改时,村里仅有三个初中生,宗元是其中唯一读到毕业的,又是贫苦出身,就被乡政府保送到省城的水产学校,毕业后留省城工作。那时,整个村子的人都为他感到荣耀。但没多久,他却挑着两大包行李回村了,不再是“公家人”了。村里人猜测是他骄傲的秉性惹的祸。但,宗元秉性难移,依旧桀骜不驯。村里建公共食堂,要求家家户户铁锅充公,集中砸碎,送去大炼钢铁。宗元完全不理会,干部上门强制执行,宗元差点动手打人,亏得他老婆拉住、赔礼,保住了铁锅,却得罪了干部。

食堂风刮过,“大跃进”的形势不可逆转,要“再跃进”,全公社劳力按军队编制,拉出去修水库,红旗招展,统一行动。连队有规定:挑泥上下坡时,中途不能歇脚,而且必须喊口号。宗元却不张嘴,上坡后还常坐下抽烟。于是成为“落后分子”。连队开批斗会,“落后分子”中只有他不肯低头。于是干部上纲上线,说他一贯对党不满,众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“反党分子”,他爆发了,喊道:你们算什么党?一帮狐群狗党!众人惊呆,也气愤至极。积极分子一致同意用“炆鹅”的方式惩治他,将他推进泥塘,遍身沾满泥浆,推来搡去,拳脚相加,直到他爬不起来。宗元倔强,几天后竟在大队营房不远处搭起简易窝棚,和老婆搬进去独居,脱离大队。如此“嚣张”,公然对抗集体。干部勒令他拆除窝棚,写检讨书交指挥部张贴,还准备拉他到各连队巡回批判。宗元一一答应,当天夜里却和老婆带着行李、用具逃跑了。

他们一去几年,逃到粤北山区修公路,每天拉土挑石头,宗元肩上耸起两坨肉疙瘩。“体制下放”时期,政策宽松了,宗元回村。公社“整改”,过去整过他的干部,反过来遭到大伙批斗。宗元当上生产队会计。“文革”来了,宗元“造反”,写大字报,跟一帮小青年一样亢奋,其批判的锋芒集中针对掌握大小权利的人,在他看来,世上没有什么比倚仗权势、独断专横更可恶的了。“文革”后,全国平反冤假错案,宗元写材料申诉,想重回省城原单位,却碰了壁——当时的“官僚主义”的领导,依然是领导,宗元愤愤地说了几句“官官相卫”,只有无奈懊恼。但宗元依然骄傲自信,即使借钱为老婆治病的时候,也还如运筹帷幄的将军一般谋划着未来的生活。谁也没想到,宗元因为与儿子起了争执,竟吞了烈性毒药,七窍流血而死。一辈子骄傲的宗元,希望在社会上得到足够的尊重,可是不但社会没有给他,连孩子也不给,于是他以惨烈的死完成自己的骄傲。

困于时代、困于贫穷,乡村中人们似乎难逃命运的囚笼。即如三姐、宗元,都是个性强悍的人,却也难逃成为悲剧人物的命运,更何况那些改嫁的妇人、失祜的孤儿、出身不好的地富子女……终其一生甚至不曾有过激烈的对命运的抗争,就无声息地消亡了。那时代,“阶级”和“运动”,常常改变人的命运,是令人惊心的字眼。而乡村中的“歌唱家”美芬,属于下一代人,她因唱歌而发生的悲喜剧,对比而言,只能算是轻愁了。林贤治也感叹母亲与许多农妇一样,对田边美丽的野花并不注意、喜欢,因为审美是需要余裕的,没有闲时光,最朴素的美学也会被扼杀掉的。

审美的畸形,人生的畸形,触目惊心。这些人物,构成了一部嚣骚的、撕裂的乡村活剧的场景。林贤治说:没有田园诗。

 

城市与乡村

中国的乡村,在城市出现之后,成为一个孑遗似的存在。有人说,当一个农民第一眼望见城市,他就受了伤。茅盾的《子夜》中,乡下的财主老太爷第一次进城,就被那闪烁的霓虹、疾驰的彩票游戏app以及开化的女郎暴露的大腿惊得头晕目眩,一命呜呼了。城乡的差距可以想见。作为落后的农业大国,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经过一个漫长的由农业输血城市的阶段。近些年,对“三农”问题的关注、关于城市“反哺”农村以及当下的“扶贫”仍然需要“攻坚战”来解决,都揭示出农村、农民的境况。

然而走出乡村的人,在城市中又往往害着怀乡病,他们在距离的迢遥与时间的流逝中,将乡村美化为田园诗中的样子。这也是情感所致,可以理解。而文人笔下的乡村之美,有些不过是观光客的观感。

0 (3)

林贤治深入到乡村的历史中,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与尊严       (作者供图)

 

林贤治在乡村生活过,酷暑中烈日当头、脚下水田蒸腾,可谓“水深火热”,实实在在当过农民,还当过乡村医生。后来他凭一支笔挣扎出来,成为城里人,但父母姐妹还留在乡村。他经常返回,与乡村的人、事不隔,有切实的感受。他不是观光客,虽然“村子周围的原野、道路和林木,以及父老兄弟在田间劳动的场面,可以构成中世纪式的恬淡风的景”。他深入到乡村的历史中,始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与尊严。他没有做田园诗的雅兴。在他目力所及、进而出现在他笔下的一个个乡村人物,从母亲父亲到亲戚、邻里、老师、同学,他们或辛苦麻木或辗转恣锥,忙着生,忙着死。

林贤治的“故园”,让人想起鲁迅的有闰土在的“故乡”、阿Q的“未庄”,想起萧红的“生死场”。热爱鲁迅、喜欢萧红,并写过两人传记,他自觉接受或自然而然会受到他们影响。《故园》的写作所承续的,是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脉传统,也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《芙蓉镇》《李顺大造屋》《白鹿原》《活着》等等一批反映中国农村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的主题关注。

作为逃离了乡村的人,对于乡村,林贤治在回望中带着某种内疚似的自虐意绪。他的同学、邻里,一个一个有名有姓,年少时的模样清晰生动,在天灾人祸中无端被侮辱、被损害,他们本来可以成为工程师、医生、科学家,或者如他一样成为作家,却过早凋零、委顿。他不得不感叹所谓命运——人与世界的相遇,幸与不幸,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时代,早早地由“出身”二字所决定了。

作为从中逃出来的幸存者,他能做的,唯有用他的笔将这一个个人的面影、挣扎、身世誊写在纸上,使芸芸众生中的这几个因此有了曾经这样活过的记录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后浪拍打着追逐着前浪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,写入正史的毕竟是少数,而小人物的悲欢,常常如此为作家所珍藏,写入诗歌、话本、剧作、笔记等,千古流传,构成时代历史的一个侧面,这是文学自《诗经》以来最值得骄傲的传统。“请为父老歌,艰难愧深情!”林贤治以细致的体察与人文主义情怀,纪实而非虚构地写出他的中国版“小城畸人”,为中国乡村历史叙事留下几个真实的人证。

以往读过他的关于鲁迅、萧红、胡风、巴金等人物的传记和评论,那是学者的笔墨,挥洒、劲宕;然而当他写现实回忆的时候,他的笔则显得迟滞、沉重,并为伤感所濡湿。他站在他的乡村“畸人”一边。选择并坚持这个站位,是他不肯背离弱者的道德;另一面,他似乎也不忍对弱者有所责备,他少有鲁迅同情之外仍不放弃的批判意识。他与他的乡人站在一起时,满怀悲悯,有所回护;而这样的背负,当然是沉重的。

读这部沉重的书之后,真需要找本轻巧的书来平衡一下,透一口气。当然,轻快地飘一阵,还是要踅回“土谷祠”,碰一下历史的现实的坚硬的壁,做人论事都会踏实一点。

自传的前奏

与“畸人”的黯淡命运相对照的,是写作者本人的人生回顾——这也许是未来他将写出的自传的开篇。这些关于自己的回忆,散落在记母亲、父亲、同学、老师的篇章里,以及《小屋》这样的抒情短章中。

作为乡村农家的独生子,林贤治从小是家中的宝贝。母亲勤劳能干,父亲是受村人尊敬的乡村医生,有能力,终年勤勉,为子女撑起一个稳定、丰足、和平的家庭环境。林贤治的童年、少年时期的生活是殷实而温馨的。母亲给他以悉心的、甚至是小心的照料与无限的爱,父亲则给以严格的教育。私塾教师出身的父亲,在他入学前夕,命他离开母亲,到自己兼做诊室的小屋里睡。为了不让他和野孩子混在一起,父亲看管他,给他安排念诗和习字的功课,教他如何查字典。甚至如何穿夹衣、系鞋带,睡觉时如何预防着凉等生活的常识,也由父亲一一教导。

11岁,他入读镇上的中学,父亲更是领着他去学校里拜名师,他成了谢绍祯老师的“私淑弟子”。谢老师讲课精彩,课下更给他颇多启迪:教他从文学史入手,选择经典作品阅读,使他幸运地早早与大师相遇,领略伟大作家的灵魂之美与艺术魅力;教他学习方法,讲“目录学”、归纳法和演绎法,让他在阅读中反复试炼,提高自学能力;鼓励他以胡适主张的“克读法”要求自己,他果然以一天一本书的速度阅读,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,几乎读遍了文学书籍。谢老师在县城的家,经常有文化人相聚,林贤治读高中时常参与其中,他耽于那种沙龙似的人文气氛。

谢老师为他叩开文学大门,梁永熙老师则是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教他学会思考,懂得真理的价值和风险,给他以政治启蒙的人。这位1939年入党、参加过广西钦州武装起义、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而仍然做地下工作、参与解放海南岛的资深革命者,后来被打成“右派”,其自身的经历与深邃的思考,极大地影响了林贤治。从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到对个人崇拜的明察预见,从历史到现实,梁老师常有与当时的宣传颇为不同的看法。但梁老师的谈话很有技巧,也许是习惯性地保持某种警惕,很多问题引而不发,引发开来也往往言在彼而意在此——因为那些违背“文革”潮流的观点,在当时足以被戴上“攻击”的罪名而招祸。年轻的林贤治在惊悸与思索中看清历史与眼前的事物。林贤治称梁老师为“古典共产党人”——他葆有着革命的初心和原始正义。

林贤治那一代人在浓重的政治氛围下成长,关注社会、政治,严肃地思考人生意义,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而激动,熟读《革命烈士诗抄》,向往着“入蜀莫嫌蜀道难,助人吟兴是青山”、“大地春如海,男儿国是家。龙灯花鼓夜,仗剑走天涯”。即便后来因为幼稚、轻信、盲从,为人所利用,被现实消磨了少年意气,但生命基因中仍保留着革命的符码,他说自己“至今未敢放弃曾经作为一个革命信徒的关于社会改造的虔诚的愿望。不要说马克思和毛泽东,即便后来阅读葛兰西和卢森堡,卢卡契和哈贝马斯,吉拉斯和哈维尔,都会使我随时回到从前的小屋”(《小屋》)。

0 (4)

《故园》

林贤治/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 2020年10月

 

所以,有人这样评论他——

“与那些逃避现实的闲适写作不同的是,他的写作是介入的,灼热的,充满痛感的;而自由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。”(周佑伦)

“林贤治其人其文,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,与我们这个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的知识者的精神状态,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。”(王培元)

“故园”,构成了林贤治写作生涯的背景,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底色,也许是他所有写出和尚未写出的作品的最重要的注脚。

林贤治作为“故园”乡村中走出来的人,也终于为“故园”增添了一道明亮的颜色,使得这部沉重的,关于人的挣扎、人的畸零的书,有了一个昂扬的尾声。